※ 本文獲刊載於《PAR表演藝術雜誌》官網限定報導 2023/04/20 官網連結
二〇二〇年三月，愛爾蘭編舞家麥可·基根-多藍（Michael Keegan-Dolan）原本預計來台演出改編自真實社會事件的作品《癲鵝湖》（Swan Lake/Loch na hEala），然而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發，訪台計畫隨之延後。豈知這一等就是四年。
四年前的訪談中，基根-多藍健談而坦率，從舞蹈的心路歷程、尋找愛爾蘭文化本體與根源、到傳統文化與民俗傳說傳承。再次聯絡上基根-多藍，話題自然是圍繞在《界》，一支他將多年來蟄居偏鄉的心靈能量濃縮而成的作品。
《界》這支作品的蓋爾語（愛爾蘭語）原文MÁM指的是山道、隘口，或是牛軛、枷鎖，同時也引申有責任的意思，令人好奇是怎樣的自然地景給了基根-多藍作品的啟發。基根-多藍是這樣形容他心目中的家園地貌：「我這幾年住在丁格爾半島（Corca Dhuibhne），位於愛爾蘭最西南邊的尖端。這是一個多山而細長的半島，像一根手指一樣伸入狂野的北大西洋當中。」基根-多藍的比喻不僅帶著鮮明的畫面，更有強烈的情感。「愛爾蘭的第二高山矗立在半島中央，名叫布倫丹峰（Cnoc Bréanainn），是以早期凱爾特天主教的聖人，航行者聖布倫丹命名。我選擇住在這裡，這裡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地方。」這座山的高度不到千米，傳說聖布倫丹與追隨者們曾在山中修行，後來從丁格爾半島出發一路航行到冰島。或許就是這座山中蜿蜒曲折的山間小道，啟發了基根-多藍以蓋爾語的MÁM為作品名稱。
蓋爾語在他心中，顯然有著特殊的地位和情感。二〇一四年，基根-多藍解散了在歐美等地獲獎無數、但以英文命名的優獸舞團（Fabulous Beast Dance Theatre），並回到愛爾蘭偏鄉，創立了以蓋爾語命名的舞蹈之家（Teaċ Daṁsa）。「丁格爾半島是一個蓋爾語保留特區（Gaeltacht），區域內居民以蓋爾語為主要語言，蓋爾語是歐洲最古老的語言之一。在愛爾蘭說蓋爾語這件事，曾受到諾曼人和盎格魯-撒克遜人的入侵而式微，十九世紀中葉的愛爾蘭大饑荒更導致講蓋爾語的人數大幅減少，但丁格爾半島仍然是許多蓋爾語母語者、作家、運動員、和藝術家的家鄉。」語氣中藏不住珍視與驕傲。
歷經一段因為疫情而全球大隔離的日子，以及陪伴孩子的成長過程，基根-多藍現在對於在「鄉下」生活有了新的看法。「我確實感覺到自己變了。」基根-多藍說，「在蓋爾語保留特區生活了近八年，我的蓋爾語說得流利許多，感覺很棒。」如同他四年前就曾強調過的，語言幾乎就是整體文化的縮影，「好似我身上曾經欠缺、破碎或喪失的一部分，現在終於被修復、找回了一樣。我覺得我稍微完整了，但同時，要努力成為愛爾蘭人的那種焦慮，反而減少了。」找回了語言的同時，文化認同和自信也隨之而來，「我不再急於定義或宣示我的民族認同。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我對自己的文化根源沒有以前那麼在意了，這是我之前沒有預料到的。」
但既然語言對基根-多藍來說如此重要，且他的許多獲獎作品都大量使用語言或有清楚的敘事結構，為什麼在《界》這支作品當中，語言卻缺席了？「這次，我不確定一個線性的敘事結構是否會更好，因為那樣一來所有的選擇、音樂和舞蹈都必須去為故事的進行而服務。」若以左右腦來比喻，如果能讓處理語言、文字和邏輯的左腦暫時休息，那處理直覺、想像和夢境的右腦是否就能有更大的遊戲空間？「《界》是一個複雜的作品。舞台上的二十一人以超越言語或文字表達的方式進行交流。在我看來，如果再添加一層口語文本或線性敘事，太難、太複雜且沒有必要。我想創造一個讓音樂和舞蹈有最大自由度的世界，故事往往不允許這樣。儘管我自己仍然很喜歡好故事。」
舞台上的二十一人當中也包含了多位樂手，以及愛爾蘭知名六角手風琴家科馬克·貝格利（Cormac Begley），基根-多藍將他們一視同仁地列為表演者。貝格利和基根-多藍認識超過十年，「他有讓全世界觀眾都愛上愛爾蘭音樂的特殊能力！」基根-多藍不僅對貝格利的音樂天賦讚譽有加，更對他的家族歷史瞭若指掌。貝格利的祖先曾經是蘇格蘭的部落傭兵戰士（Gallowglasses），十七世紀初愛爾蘭和蘇格蘭聯軍抵禦英格蘭入侵，戰敗後的殘部流亡到了愛爾蘭最西南角的丁格爾半島，從此以後貝格利一族就在此落地生根。「澳洲原住民有個說法，唯有當一塊土地上都是你祖先的墳墓，你才有資格說自己來自此地。」貝格利就是土生土長的丁格爾半島人，而且是世代相傳的愛爾蘭傳統音樂家，祖父、父親、叔叔都從事傳統音樂演奏和創作。「《界》的一切，就是在音樂當中。」
音樂同時也是《界》「發生」的開端。基根-多藍刻意避免使用創作一詞，「整個作品是自然而然發生的，我沒有刻意去尋找任何靈感。」從四年前提醒筆者應該避免使用「生涯」來描述他的舞蹈歷程，基根-多藍就不斷地嶄露出他自然而無為的價值觀。「我不認為主動尋找事物是個好主意，因為尋求者本身的能量具有索求性或主體性，從而將遮罩、模糊尋求者的感知和期望。」每當基根-多藍聽著貝格利的音樂，總是有想要閉上眼睛跳舞的衝動，衝動的來源無比真實，彷彿出自於更深層的靈魂，就像是一支以貝格利的音樂為動機的舞蹈作品主動找上了基根-多藍。
於是基根-多藍讓貝格利、樂手、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者們一起到丁格爾半島住了兩個月，沒有任何既定主題，沒有工作計畫，甚至沒有人主導，讓一切自然而然發生。「只要你挑選了優秀的藝術家、有趣的組合，整個房間的氛圍就是多汁的，會產生無限的可能。接下來要做的，不是去創作，而是將一連串的決定梳理出一個規律來而已。」實際上，這種狀態其實很難達到，也很難維持。「我很不喜歡被人規定著做事情，但規定其實是令人心安的，你知道嗎？」基根-多藍的意思是，當我們只要照著規定做事，就代表著不必承擔責任，面對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編舞家，舞者們就可以躲在執行命令的後面，不必思考、不必貢獻自己、也不必面對成果。而這並不是《界》發生的方式。「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必須站出來，參與、付出、承擔責任。」唯有表演者之間的交流順暢而真誠，才能將這種非語言的交流傳達給觀眾。
新冠肺炎在歐美國家引發的大隔離期間，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社交互動習慣，也對現場藝術的參與發生行為改變，基根-多藍觀察到兩種極端：「有些人變得更加看重藝術，比疫情前更能敞開心胸體會藝術帶來的經驗。但也有些人變得更加刻薄和自我中心，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所有事情總是有一體兩面。」基根-多藍自己則在隔離期間回顧了生命中的特殊事件，創作了一支名為「七萬兩千堂簡單課程教您成為一位舞者」（How To Be A Dancer in Seventy-two Thousand Easy Lessons）的作品，由他本人和伴侶 Rachel Poirier 共同表演。
該作品又回到了基根-多藍擅長且享譽舞壇的形式：敘事性舞蹈。或許這七、八年以來的深度文化根源的追溯，以及追溯之下所凝結出的作品《界》，已經讓基根-多藍感到滿足。未來呢？基根-多藍顯得務實而不忘初衷：「我不喜歡嘗試預測未來。 如果我夠專注於當下，我大致可以看清目前周遭發生的一切，這就夠了。我更感興趣的是活在當下，盡可能清晰、溫和地與我每天遇到的人交流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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